御膳房是怎么解决皇宫食品安全问题的? 六万两银子一碗粉汤? 开头给你一道公务员或职场“必考题”:如果上司交给你一个你不想办的任务,但你又没正当理由拒绝,那你该怎么合理地把这件事“办不成”呢? 答案可以从历史书上找。 关于道光皇帝节俭的笑话很多,今天说一个《清室外纪》里的。 话说有一天,道光皇帝把内务府的人叫来,说自己想吃“粉汤”。太监一听,这是大事,得好好办。过了几天,内务府报上了方案,道光傻眼了,“经费六万两,常年费尚须一万五千两”。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方案里也写得很清楚,“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皇帝要喝碗粉汤,结果内务府给的是一整套“御用粉汤长效解决方案”。 道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还是不死心,出了个主意:“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命太监往购之。”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内务府还能不办吗?可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太监们有一万种方法对付皇帝——过了几天,内务府回复皇帝:“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好家伙,就为了不让皇帝吃粉汤,直接把人家饭馆给关了。 过去,大家总是把此笑话归结为内务府贪腐,但这却是冤枉了。皇帝想吃新鲜玩意儿,刚好是太监们拍马屁的时候,你明知这个皇帝节俭,还给上了“六万两银子”的“整体解决方案”,这是存心不让皇帝吃啊! 由此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不想解决问题,你就要从体制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你就要从实际出发,一切实事求是。 这两句话,大家后面可以慢慢品味,本文还是要接着这件事说下去,到底为什么太监存心不想让皇帝吃粉汤呢? 答案在金庸的《鹿鼎记》里。 御膳房的潜规则 金庸在《鹿鼎记》里写过的一个御膳房的规矩。 韦小宝得到了一头“茯苓花雕猪”,想乘机向康熙拍马屁,可下面的小太监却阻止了他,原因有二: 第一、凡是稀奇古怪的食物,是不能供奉给皇太后、皇上和贝勒、公主们的。倘若吃了有一点儿小小乱子,大伙儿有几颗脑袋? 第二、要是皇上吃得对了胃口,下了圣旨,命御厨房天天供奉,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儿了。 从这个角度看,原因就很明显了。平常人吃饭,重点是“吃饱”;有钱人吃饭,重点是“吃好”,可皇帝吃饭,重点是“安全”——就算是吃坏了肚子,也有一帮人要掉脑袋,而想要给皇帝下毒的人,从来都不在少数。 所以皇帝吃饭是个“系统工程”,从食材准备到最后上桌,不能有任何差错。对于具体承办的御膳房太监,肯定希望皇帝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一样的东西,最安全。 他们不想让皇帝吃上“粉汤”,可又不能明说,干脆报上一个“天价粉汤预案”,就知道你心疼银子嘛;万一真的通过了,银子多了好办事,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皇帝说可以到“前门外饭馆买来”,可他说得越轻巧,内务府的人就越没有办事的积极性。“粉汤”这种平常东西,就属于风险高、收益低的任务了,办成了也没什么功劳,万一真的吃出问题来,那可真比窦娥还冤。 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要“体系化的方法”,哪怕笨一点 ,慢一点,可出了问题也比较好明确(推卸)责任。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这个角度,我想起内务府另一桩更有名的“冤案”——三十两银子一个的鸡蛋。 三十两银子的鸡蛋 清宫事无巨细都有记录,比如从乾隆到光绪,内务府的鸡蛋从十两银子一个涨到了三十两银子,而民间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五文钱,相差几千倍。 这个笑话的版本,有乾隆被蒙蔽,有道光和光绪吃不起鸡蛋,历来被认为是内务府贪污所致。 其实,皇帝没那么傻,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道光和咸丰两朝,皇帝都曾专门调查此事,但最终也都不了了之,为什么这么多皇帝,就是解决不了一个“鸡蛋采购价格”的问题呢? 内务府的鸡蛋贵,肯定有贪污的因素。但从情理上说,贪污总是从那些用量大且不易被察觉的方向入手,比如牛羊肉一类的食材,哪有把五文钱的鸡蛋涨2000倍这么显眼的? 所以贪污并非是唯一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大概还是前面说的“系统工程”,各种安全、礼仪、还有各种无法入帐的隐性开支摊进去后,鸡蛋的价格就一飞冲天了。 比如说,为什么相比其他食材价格,鸡蛋价格高得最离谱呢?因为鸡蛋是有壳的,品质不如其他食材那么好控制,内务府存心不想让皇帝多吃。 虽然十两一个的鸡蛋已经成为一个大笑话,但内务府只能硬着头皮把“戏”唱下去。食物中毒虽是个“黑天鹅事件”,但饭是天天要吃的,再小的概率积累起来,早晚要出点事,在安全上花钱,就算是冒了被认为是贪污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前面说,道光和咸丰,皇帝都严查过,最后的结果不了了之,因为皇帝一旦弄明白其中的道理,都会面临着一个选择,到底要“安全的皇宫”还是要“廉洁的皇宫”? 所有的官僚系统都有一个特点,一段时间只能有一个目标,大家劲往一处使,如果时机不成熟,硬要改变这个系统,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硬要内务府去办,难免有人投“上”所好,拼命节省费用,最后弄出安全事故,倒霉的还是皇帝自己。 很多时候,你只有理解了官僚机构的这个特点,才能理解他们的一些奇怪的行为。 解决皇宫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 过去,我们都觉得官僚体系很可笑,效率低下,腐败众生,但这只是对官僚体系中上下级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部分的刻板印象。 过去的年代,信息不通畅,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可以自主决定的事务很多,有社会学家用了一个现代术语“分包制”概括,就是只要你完成了朝廷的税收计划,除了外交、死刑、官员任免等少数中央政府权利之外,其他地方事务,都可以自行处理。 这个行政习惯到了信息发达的现代,也是如此。 到了最后,有些事,下面不愿意上报,免得横生枝节;而上面的人其实也不想了解下面的情况——了解你就得处理,可基层事务的处理结果,不是群众不满意,就是上面不满意,怎么做都是错。 但总有一些事务,属于朝廷的核心权益,却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事,如果商量不了,那朝廷就要逼着地方来做。 方法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要求一二三四列得清清楚楚,让地方官员无法逃避责任。 那就好好执行吧,而地方官员执行此类纯属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有三大原则: 第一别犯错,第二别犯错,第三还是别犯错。 至于行政成本高,那是另一件事。一旦这个成本高到系统无法承受的地步,上面自然会有解决方案。可要是现在说,那就有消极对抗上级要求的嫌疑。 所以官僚体系也有一个“东方不败的智慧”——危机一定要到最严重的时候,才是解决的最佳时机。 其实吧,官僚体系内都是精英,办法永远比困难多,但一定要靠危机“倒逼”。回到前面的例子,以内务府掌握的资源,什么危机化解不了呢? 御膳房的“危机”无非来源于皇帝对某种食材的偏好,而具体怎么解决,关键看值不值得。 像“粉汤”这种小吃,没有就没有了,简单直接地用“六万两银子”的天价,彻底消灭了这个需求; 鸡蛋嘛,不可没有,但少吃一点也无妨,就用“十两银子”的高价格抑制需求; 但像牛羊肉这类大宗食材,缺少了就会损害皇帝的体面,属于“刚性需求”,再贵也要用。它的用量大,定价太高就很容易出现账面亏空,一旦供应不上,后果就很严重,很容易引发危机,从而“倒逼”内务府只能想办法加强食材的安全管理,而不是“用定高价的方法抑制需求”。 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内务府解决皇宫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了: 第一、大幅提高准入标准,淘汰不好管的食材; 第二、严厉打击小摊小贩; 第三、从系统上解决根本问题——让皇帝吃不上“汤粉”。 当然,老官僚们偶尔也会遇上新问题。 来自体系的反击 乾隆四年的一天,工部上奏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想领银三百两,这个申领夹在了当天上报的几十件大事中,相当不起眼。 可乾隆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修个灯,用得着三百两银子吗?工部官员赶紧解释:这是预支银,用不了还要还回来。 这个回答倒是滴水不漏,可皇帝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呢。乾隆把历年工部的账目翻了出来——说是预支,可从来就没见你们还过钱啊? 内务府和工部勾结,挪用工程款,皇帝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区区三百两银子。但这一回,它出现在一个“皇帝的危机”的时点。 此前四年,年少登基的乾隆,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用得称手的队伍,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安抚那些被雍正吓破胆的官吏们,留下了一个“宽厚天子”的好名声。 可这个评价听多了,又觉得有点不对,害怕群臣因此欺骗他,“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所以皇帝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危机“倒逼”出乾隆的一系列杀着:为修一盏灯,区区三百两银子,整个工部全员被罚,尚书、侍郎遭降级,满朝大臣仿佛又看到了雍正的影子。 当然,皇帝再一次放过了跟此事有牵连的内务府——毕竟是身边人,吓唬一下就行了。 有人说,官僚体系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你朝它的屁股踢一脚,半年之后,它的大脑神经才能接受到疼的信息,再过半年,它的手才接受到指令,开始反击。 可如果你在这一年的时间,以为系统不会有反应,无视了这个系统的动员能力,那你就要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系统一旦开始“反击”,那一定是物极必反,“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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