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年日本面临的问题,欧意交易所app官方下载也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 这两场发布会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在激辩是不是应该拿出十万亿来大规模刺激经济。 这场辩论的焦点不在于应不应该刺激经济,而在于应不应该拿这么多钱,这也变相说明了当下的社会共识:我们到了不得不刺激经济的时候。 为什么要刺激经济? 答案在于地方债务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收支平衡。过去两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陆续传出了一些地方发不出工资,要么没有年终奖,要么降薪、绩效减半的情况。 本质上,这些地方上的事业单位都受制于当地的财政状况,如今发不出工资或减薪,也从侧面说明了地方是真的没钱了。 地方没钱,其一是要偿还的债务利息压力巨大;第二是过去占比大头的卖地收入大减,在这两个因素之下,地方收支运转维系艰难。 当地方债务过大的时候,就会拖累到基建投资,继而影响到了房地产,最终又拖累消费。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房地产影响到了地方收入,继而拖累到了基建投资,最终影响到了消费支出。 不管是哪条路径,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 但现在出问题的还不仅仅是地方债务;还有居民部门的债务,过去家庭倾其半生积蓄,贷款三十年买房,除了居住需求之外,更多的他们还相信自己未来三十年的收入会持续增长,眼下的杠杆不足为奇。 于是乎,当下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是地方、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三者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衰退,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源于消费降级带来的利润和现金流压力。 因此,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两场发布会,不管是发改委还是财政部,他们出来救助地方和家庭债务,本质上是为了削减杠杆和成本。 例如专项债为地方债兜底,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意图让地方回到支出平衡,让家庭进入消费市场,从这个路径乃至逻辑来看,我们做的非常正确,没有任何错误。 但正确,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今天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14亿的人口之下,任何一个宏观上的举动,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那么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在专项债为地方债兜底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约束地方扩大债务?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解决,只要不批地方的基建项目即可。但问题在于,从2008年的4万亿开始后,我国的经济就一直是按照这种路径模式来实现增长的。 对地方而言,为了实现增长,举债投资基建已经成为了常态,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十多年的路径依赖,眼下要想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一路径依赖,对地方来说,数字货币交易所很难很难。 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庞大的地缘经济差异,一些地方没有旅游条件、没有消费条件,当地唯一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就只能去搞基建。 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此前的会议上,就曾明确要把消费税下拨到地方,以填补地方卖地收入的真空。 但消费税,本质上也要有人消费才行。在一些人均收入更低的城市,靠消费税收入,可能还是杯水车薪。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放水的本质,是向未来借钱,透支未来带来的成本,能够用未来的增长去抹平吗? 不管是超长期的国债,还是提高赤字,本质上都是借“未来的钱”,是透支未来的成本,这也是真正长远的问题。 债务转化,并非无根之水,而是向国民和未来“借钱”,随着未来我国人口的不断减少,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大,那么这笔债务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债权人减少之下,每个人的成本更高了。 因此,透支未来的感觉就在于,我们能否在未来换来高增长,去抹平债务。 如何抹平债务? 靠人口红利显然不行了。过去的三十年,就是我国人口红利的巅峰时期,如今人口红利渐行渐远,那么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产业转型,就是技术创新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终的结果就是货币稀释债务,一起负担债务。货币稀释意味着你的购买力在缩水,这是真正长期的风险。 今天我们的M2已经突破了300万亿的大关,这个数字是2008年的6倍之多,居民负债率也从2008年的不足18%,一路暴涨到今天的60%以上。 宏观上的基本盘,已经非常明确了。 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日本当年经历的周期过程,也是我们即将要经历的过程;按照辜朝明的建议,当资产负负债表衰退之时,居民、企业负债不愿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行政发债的模式去刺激增长。 居民企业不消费不投资,那么就只能靠政府来消费来投资。 这种模式,当然是不可持续的;但也是近乎唯一的办法,宽松的货币政策依然有用,也是唯一有用的,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居民端和企业端的资产负债表被修复。 向未来借钱,这是当下近乎唯一的路径,换来的结果也几乎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货币稀释债务,陷入循环。 另一种,就是在解决债务问题之后,宏观经济迎来高速增长。 当然,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同时发生;当开始向市场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的时候,货币就会稀释债务,钱的贬值速度会加快,同时更多的资金也会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社会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写道: 日本最大的威胁不是某个国家,而是1300万亿日元的国家债务。若一直放任不管,不久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将面临偿还不了债务的困境。到那时候,受害的就是年轻一代。 然而,欠下债务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我们这代人。那些已经退休、开始安享晚年的老年人正在享受着债务带来的恩惠,而巨额的债务都将留给下一代人。这种做法合理吗?自己欠下的债务在自己这代处理好,不给后代祸害,才是日本人该有的传统美德。 若是老年人同意我的观点,那么就请把财产的⅔贡献给国家,将这些钱用于偿还国债,一日元都不会浪费。 事实上,现在的老年人享受到的福利远远大于他们之前几十年缴纳的税金和社会保险费。所以,若是老年人最后不把财产交给国家用来偿还债务的话,那么国家的收支就会不平衡。 这是大规模刺激之后的各种问题,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债务解决衰退,刺激增长,但债务之后的债务,又应该留给谁来偿还? 少子化和老龄化同样也是困扰着我们的大问题之所在。 到今天,我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接近3亿人,是2008年的一倍多,我们的生育率和2008年相比,则暴跌了70%。 人口基础决定了债务上限,当我们的总人口开始减少,老龄人口开始增多的时候,人口红利不再、劳动力优势也不再,此时面对不断增长的债务,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作者想要阐述的不是应不应该举债的问题,举债在当下来看,是突围的唯一办法;但考虑到一个长期主义者最关心的未来:当自己退休之后,我们还能够多大程度上享受到今天的生活水准?这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货币稀释债务,这是必然发生的,但高增长却未必是必然。考虑到当下的人口结构和未来不断增长的债务,这样的担忧,也就更贴近现实。 一个经济体要想实现收支平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科技迭代这些是增长的利好因素,但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支出规模,则是利空因素。 节流的重要性,不亚于开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此规模的财政供养体系,还有许多待改善的空间。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