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林新叶催陈叶，欧意交易所app官方下载流水前波让后波。”伴随着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从线下模式向线上模式的快速转换，国际货币体系的新陈代谢和深层改革也同步加快。一个全新的央行数字货币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作为人类经济社会的货币新世代，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将渐次体现在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际、理论与实践、观念与行动的各个维度。在笔者看来，央行数字货币的热潮，可能将成为求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难题的关键。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固有结构无法适应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中国人民币是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第六大储备货币，人民币在现有体系内的地位和作用与经济基本面不对称。原有国际货币体系难题在原有体系内难有求解，因为使用惯性、路径依赖和改革成本。但在数字货币新维度有破局的更大希望，中国数字人民币已经走在全球研发试点的前列，未来有望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给求解国际货币体系难题提供新的可能，并在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和线上进化的大时代里扮演更加重要的新角色。

一、央行数字货币：加速到来的新世代

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正促进人类社会百年拐点的形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诱因，人类社会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至信用货币体系，如今已逾百年。然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天然存在“特里芬两难”，数字货币通过机制进化，料将成为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接棒者。2009年比特币诞生，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由私人主导的新生力量。演变至今，数字货币已由比特币衍化出四种形态。第一是各国央行加紧研发的央行数字货币，仍然由主权背书，但嵌入可编程设计，自上而下独具精准滴灌的效果；第二是发端于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如JPM Coin），偏重改造支付和结算方式；第三是由Facebook主导、全球多个知名公司参与的Libra，采用联盟链，剑指商业化的私人货币体系；第四则是由比特币衍生而出的加密货币（如以太坊），不断扩大社区与革新技术，拓展全新的商业形态。各类数字货币形态不尽相同，但均蕴含了对未来货币体系演变的美好想象。

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是发达经济体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从质疑到接纳的佐证。2019年，互联网公司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其“超主权”与“超银行”属性引发强烈争议，世界各国央行由此提速对数字货币的研发与设计。央行数字货币自此广泛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金融监管当局讨论的重大议题。2020年，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进化，成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肇基之年。美联储曾在2017年对央行数字货币提出质疑，2019年12月，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鲍威尔仍同意在未来五年中，美联储都无需发行数字货币；然而2020年5月，埃森哲与美元 CBDC 基金会联合发布了“数字美元计划”白皮书。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出现在日本，2019年10月，日本央行行长表示日本没有立即考虑发行数字货币的计划；但2020年2月，日本财务省、金融厅（FSA）和日本央行，举行了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会议，讨论数字货币的前景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影响。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成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新世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21年年初，全球65个主要央行中，已有56家开启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试点。

作为新世代，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设计及底层技术包含了数字经济时代下货币价值与货币形态的重新审视。央行数字货币的内核聚焦于 “点对点”以及“现金”这两个特征。“点对点”意味着去中介化，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提升支付效率，将数据所有权交还给持币者。而“现金”则表明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的直接负债，具有最高信用级别，而且不流入银行存款体系参与货币创造。相比之下，人们所熟知的电子支付，虽然简化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繁琐转账流程，但却以中心化的方式监测资金的完整流向，不仅无法满足用户的隐私需求，渐起的支付壁垒与市场分割也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虽然支付机构向央行缴付100%准备金，但仍是私人机构负债，并不具备破产追索权。从这两个角度不难发现，央行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存在本质差别，因而其革新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面向数字经济主导的世界，央行数字货币致力于成为新一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它不仅是用户实现数字化需求的载体，也是货币适应于数字化世界的起点。其一，央行数字货币缩短支付链条，让用户敏感数据免于受到不受信任机构的控制，更能兼顾数字经济时代的隐私保护与金融安全需求。其二，央行数字货币分离了金融机构支付与信贷的职能，在支付层面降低了因中介机构而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倒逼商业银行科技转型。其三，央行数字货币革新了央行调控经济目标的手段，丰富了央行的政策工具箱。

央行数字货币的内核虽然不变，但出于国情和实际使用需求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机制设计。国际清算银行在研究报告《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中给出了一个系统性认知框架，这个金字塔结构描述了不同央行在设计数字货币时都要面对的四个问题：一是运营架构，选择单层还是双层？单层架构意味着央行数字货币直接由央行向公众发放，双层运营则表示并不边缘化商业银行，数字货币交易所央行仅承担数字货币向商业银行批发的工作，而兑换赎回以及流通环节仍然交给更擅长运营用户体验的中介机构完成。二是账本模式，中心化还是分布式账本？对于央行主导的单层运营体系，基本上只能采用中心化账本模式，而对于“央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体系，“获得许可的”分布式账本则比较可行。三是获取方式：基于账户还是基于token?加密货币惯常采取的token范式对应的是 “我知道所以我有”，而账户范式是传统银行所普遍采用的，开户之前需要登记身份信息，对应“我是所以我有”。四是跨境使用，零售型还是批发型？如果央行采用的是token范式，则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不依赖于用户身份，海外用户与国内居民使用CBDC并无二致，天然支持跨境应用。但如果采用的是账户为主的范式，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应用则需要额外整合批发功能。

二、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新可能

作为加速到来的新世代，央行数字货币将会给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金融选择带来深远影响，并在更高发展阶段给跨境支付创造新的可能。从宏观角度，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完善央行对货币的全流向掌控。M1、M2已实现电子化和数字化，当前仅有M0未被央行纳入监管体系。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不仅有助于降低现金的储存、发行和处理成本，也对优化央行货币政策总量调控、打击金融犯罪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央行数字货币对支付习惯影响有限，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央行数字货币的使命不止于强化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而更在于弥补旧货币体系与新数字经济之间的脱节，旨在成为下一代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人类社会正经历从物理社会进入数字世界的转型，人们的生产消费习惯虽然逐渐被数字技术改造，但是数字经济并非是单纯的产业革命，植根于传统经济模式的旧秩序、旧思想与旧阶层，并不能完全适应数字世界的价值创造方式。传统货币体系的水土不服便是其中一个侧面。区块链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衍生出大量原生可追溯的数字资产，却并没有相应的货币来对接与交换。央行数字货币本身并非革命性变化，但其全程可追溯的特性与区块链耦合，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上升到国际货币体系的维度，央行数字货币升级了货币的形态，直观上增强了跨境支付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也大幅提升了国际贸易的结算效率。当前，跨境清算高度依赖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以及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但是，以上金融机构实际由霸权国家控制，清算效率较低且手续费高昂，跨境交易需3-5天才能到账。而央行数字货币有望通过点对点交易，借此绕开现有机制的控制。央行数字货币不预设技术路线，以提升支付结算效率为优先，同时采用账户松耦合形式，无需使用者开设银行存款账户，将有效扩大数字货币的使用场景。央行数字货币也增加了主要货币回流的渠道，境外个人或企业能够兑换央行数字货币，并在线上更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及投融资业务。

从全球经济共赢发展的角度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新世代，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不只在于提升支付效率，更在于减轻风险敞口。2014年，英国央行在论文《Innovation in paym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urrencies》中提出了一项重要发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所采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通过去中介化消除了传统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2008年，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失控引发全球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流动性危机昨日重现，带来大类资产普跌的金融巨震，足以说明这两大风险的威慑力。借鉴加密货币点对点的设计，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数字形式负债，相比商业银行存款体系中的货币，将消除央行信用之外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敞口，这也是其与合成型CBDC等货币数字化手段最大的区别。这一特性在国内面向公众的零售支付中的相对优势不明显，但却能解决传统金融体系中券款对付以及跨境支付的痛点。在券款对付领域中，新加坡央行研究项目Ubin第三阶段试验发现，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缩短证券结算周期，达到全天候实时结算（目前新加坡证券市场的结算周期是 T+3），从而降低交易对手和流动性的风险敞口。而在跨境支付领域中，传统金融系统采用的代理行模式耗时长且费用高（如图2所示），资金滞留引发信用风险、结算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在Stella、Ubin等主流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中，哈希时间锁合约被广泛引用，以实现跨境支付的去信任化，即用户无需将资金交给第三方托管机构。此外，交易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否则资金将自动退回原账户，从而有效避免恶意拖延交易的情况，从根本上提升国际贸易和跨境支付的效率。

三、数字人民币：升维破局的新角色

在数字货币新世代崛起的全球浪潮中，中国的探索始终走在前列，中国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诞生与发展，已经成为数字货币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升维破局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中国央行便已启动数字货币的前瞻性研究。2017年，就在美联储对数字货币提出质疑的同期，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并推进DCEP研发，成为全球最早从事法定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官方机构之一。2020年4月，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崭露头角，首个应用场景试点率先在苏州落地，迈出了DCEP的现实一步。截至目前，DECP的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等城市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从目前披露的细节来看，现阶段DCEP将主要替代部分M0，适用于日常交易的小额支付场景。此外，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来说，DCEP属于央行顶层设计，短期内并不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架构。DCEP通过双层运营体系，保留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原有职能，使其继续为用户提供高效的商业化金融服务。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数字货币时代看DECP的未来，DCEP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破局力量有望渐次展现。20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总量的比重为17%，仅次于美国，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则超过美国，达到13%，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相比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却相差甚远。从表1可见，虽然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不断拉近，但美元却仍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全球支付、贸易融资和证券计价中均牢牢占据绝对优势，而其余货币都不能与相提并论。在IMF发表的论文《Reserve Currencies in an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应解释。论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在国际储备货币的几个影响因素中，货币使用惯性和金融连接性更重要，而贸易相关性则相对较低。其中，金融连接性以储备货币计价的外债规模来衡量。1920年以来，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已经巩固，形成了强大的货币使用惯性，而根据IMF数据，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证券以美元计价发行，发展中国家75%的银行贸易和外债以美元计价，凸显出美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深度。因此，即使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显著提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未受到冲击，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道阻且长。不过，论文也提示了人民币快速破局的可能性。一方面，中概股回归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需求，催生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市场的发展红利，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的金融连接性。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将成为快速挣脱惯性的力量，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和券款对付领域具有传统法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料将成为重要破局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有望推进DCEP批发应用，赋予DCEP国际货币新格局先发优势。零售型CBDC直接面向公众推出，而批发型CBDC则仅在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使用。一直以来，央行数字货币采用零售型还是批发型的设计方案并未定论，但零售型数字货币改革更为激进，面向公众影响范围更大，实际推进较为缓慢。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4月的最新统计，仅有巴哈马和东加勒比两国央行发行了零售型CBDC，而同期已有11国央行在批发应用上取得实际成果。中国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可能是目前正在试点中最先进的零售型CBDC，试点规模已达1.5亿元。如表2所示，在发行或开启试点的8国中，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既有货币实力均位于前列。在设计上，数字人民币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层架构，面向公众的实时支付仍由金融机构处理，中央银行定期汇合并更新账本。虽然主要仍采用以银行账户为基础的支付模式，但不同额度下的账户松耦合也提供了有限匿名性。此外，数字人民币并未止步于国内交易场景，正在考虑将零售型与批发型应用相结合，占据国际货币新格局的先发优势。我们认为，中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可能将成为未来国际数字货币体系的一种重要形态。相比传统法币，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机制可选择机动性强，发展进度参差不齐，因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考虑如何将不同形态不同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融合。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报告《Multi-CBDC arrang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cross-border payments》中所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中建立共享的统一标准的“走廊”网络，各国央行可以将本国数字货币在网络中发行存托凭证，实现在网络中的单账本交付。而对于没有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其中央银行的法币结算系统也可以接入“走廊”网络。这种形态能够绕开以美元为基础的SWIFT体系，对货币弱势国家的主权形成保护，同时有助于实现亲诚惠容的国际贸易合作。但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需要参与的各国央行共同治理并协作制定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参与方数量将受到局限，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多中心格局可能会出现“多桥并行”的货币新格局。数字人民币将零售型与批发型有机结合，有望成为这一新格局的领头羊。

参考文献：

[1] Ali, R., Barrdear, J., Clews, R., & Southgate, J. (2014). Innovations in paym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urrencies.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3.

[2] Auer, R. A., Cornelli, G., & Frost, J. (2020). Rise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drivers, approaches and technologies (No. 8655). CESifo Working Paper.

[3] Auer, R., & Böhme, R. (2020). The technology of retai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4] Auer, R., Haene, P., & Holden, H. (2021). Multi-CBDC arrang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cross-border payments.

[5] Boswell, E., Gamba, A., Hakobyan, S., Lusinyan, L., Meads, N., & Wu, Y. Reserve Currencies in an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6]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core features, BIS, 2020

[7]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管理，《中国金融》2020年第4期，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

[8]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数字货币的应用钱包与银行钱包进行绑定的方法和系统》

[9] Libra White Paper V2.0, 2020

[10] 姚前. (2018).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原型系统实验研究. 软件学报, (9),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