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在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周期中，主要依靠扩大投资、保存供给侧产能来对抗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需要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增有减，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基本民生等领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扩大消费，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的动态平衡，需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从过去的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

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做中国宏观政策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其背后蕴含着经济学的变革契机。

消费拉动以美国为模范，它没有过剩，需求旺盛，这是优点，但是它也饱受寅吃卯粮、超前消费的诟病，当地产泡沫破裂后，次贷危机爆发。

另外，由于没有储蓄，不能应变，当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按人发钱补贴消费者，赤字大增，不得已超发美元，迭加高息，年付利息大于名义GDP增量，宏观利息失去保障，酝酿美债危机，可见，按人发钱是不可持续的。

美元超发，高息强美元，美元回流，美国商品价格高企，对外竞争力下降，逆差加大，企业减产外移，产业空心化，工人失业，陷入滞胀，滞胀使得居民减少婚育，导致老龄化，老龄化又加剧了滞胀，再工业化失败。

林毅夫主张投资拉动，次贷危机后中国实施4万亿政府投资，实体经济快速赶超美国，但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大企业债务危机，典型为头部房地产公司、中铁总公司，这是林毅夫不愿提及的。

余永定支持投资拉动，同时又以举债空间优于美国为由呼吁中央政府增加借贷，其本质为中美博傻。

由于不理解债务形成机制，对于M2高企，货币超发、货币空转、资本无耐心三大论调泛滥。

因为避讳衰退，刘元春批驳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理论，但最近人大开始承认债务，直面现实。

凡此种种，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无法应对。

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为实物经济学，它不仅存在着异质不可相加弊病，更为关键的是，投资需求为最终需求与实物产出为收入两大论点只适用于实物经济时代，在央行后的货币经济时代已然刻舟求剑。

新宏观理论认为：货币经济时代投资需求不再为最终需求，库存不再为收入，经济循环由单一的实物循环，转变为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双循环，且由于净储蓄与法定准备金制度的存在，货币循环中货币流量递减，债务递增，这就形成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而实物循环中实物存量与流量递增，两者不同步，实际GDP受制于名义GDP结果为经济周期。

新宏观曾与余永定争辩投资需求是否为最终需求，余永定只讲投资需求为总需求，回避最终需求问题，这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的不彻底性，即凯恩斯主义尽管开启了货币经济学的大门，但由于没有完成货币的宏观闭环，结果是实物与货币含混不清，无法反击政府债务危机与滞胀的批评。

实际上，消费拉动与投资拉动均为债务拉动，两者没必要五十步笑百步。因为在货币循环中，企业初始投资为货币投入成本，它形成了居民收入，该收入分为消费需求与储蓄需求，而消费需求购买商品回流企业，形成企业销售收入，故企业必然货币性亏损，尽管它的库存满满，因为无人购买。由于折旧处理使得当前成本减少，而市盈率又夸大了库存的未来收益，故利润表远比现金流表好看，它误导了企业家借贷扩大投资，循环往复，债务与债权累积，而库存也同步积压。如果消费者借贷，则企业债务危机可免，但消费者债务危机出现。如果政府借贷，同样企业债务危机可免，而政府债务危机爆发。可见，所谓货币超发、货币空转、资本无耐心均因孤立地看货币与资本，它们来自微观错觉，缺乏宏观动态视角。

根本的去周期解决方案为创造消费需求之外的最终需求——储备需求（[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3月），即央行购买公共品，社会成员免费使用，以此带动储蓄投资公益品生产，这样实现了需求不足的价值补偿，而且解决了债务危机，由此中国摆脱了外需依赖，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