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这几年间越来越肆虐，欧易交易所侵害的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领域不同身份的人员。

　　曾深入传销组织卧底的记者称，在传销组织中，有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也有身居高位的银行行长、政府官员，更有阅历丰富的生意人、大学教师，在看似离我们很远的组织中，公务员、律师、医生、甚至警察……任何一个常见职业的从业者都可能出现。

　　传销的无孔不入及其社会危害性，在酿成众声鼎沸的李文星命案之外，更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传销大案震慑于人前。

　　“善心汇”涉嫌特大传销案

　　“扶贫济困”“互助共生”，这是“善心汇”在发展会员时的口号，宣称所有的钱都用于扶贫和慈善。但实际上，除了“旧人吃新人”的资金循环，“善心汇”会员的大量资金以类似抽头的方式进入了张天明等人的私人腰包。2017年7月，“善心汇”法定代表人张天明，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善心汇就是一个传销”。截至目前，善心汇共有500多万会员，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涉案金额数百亿元，欧意交易所app官方下载是近年来较为罕见的特大涉嫌传销组织。

　　云数贸五行币传销骗局

　　2017年5月，涉及金额达5 .2亿元、“会员”达21万人、遍及国内31个省市和马来西亚等8个境外国家的“云数贸五行币传销骗局”被四川眉山警方破获。该组织宣扬用5000吨黄金打造了限量5亿枚五行币，5000元可买入1枚，其附带的数字货币一年内静态收益将超过400万元。被“神话”了的五行币之父张健，9岁上大学，12岁破解银行密码，精通六国语言，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五行币印制其个人头像，这个无所不能的领袖形象诈骗了数亿钱财。2017年6月初，公安部工作组将这个五行币销组织头目从印尼缉捕回国。

　　IGOFX金融传销骗局

　　IGOFX外汇交易平台打着“躺着赚美金”的口号，宣称一年可获得7倍、两年66倍的基金收益，加上分红及“人拉人，获奖励”，在进入中国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疯狂发展下线约40万人。然而不久前，IGOFX宣告崩盘，中国区总代张雪娇卷走人民币近300亿元并潜逃。这个听起来很洋气的外汇交易，根本就是庞氏骗局，投资人的钱并没有真正在外汇大盘交易，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而是“托管”在平台，靠不断发展下线为老用户“盈利”。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非法传销大案不胜枚举，动辄金额上亿元，数万人受害。偌大的中国，好像已经没有一处不被传销腐蚀的净土。

　　传销为何屡禁不止？

　　传销登陆中国，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一家磁性保健床垫（Japan life）公司偷渡到中国深圳，以传销制度且以高于日本三倍的价格售卖磁性保健床垫，被认为是传销在中国的开始。

　　经过近30年的发展，金融传销、“旅游类”传销、电商传销、“国家工程”类传销、“假冒直销企业”类传销、“假慈善类”传销、“养老类”传销......传销的名目越来越多，政府打击也越来越严厉，然而传销从未被完全清除出中国。老佛爷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正是无数人怀着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态，为传销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曾卧底传销窝点23天的作家“慕容雪村”，曾痛感缺乏常识、急功近利、轻信、狂热、固执等社会病态心理，才是传销猖狂的根源。被包装成“成功学”、“国家工程”、“顶层意志”之类的荒谬言论，能哄骗不少急于发家致富的人，将他们拖入深渊。他说，“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他就会悄悄滋长。”

　　最令人可怕的是，有些人并不是信了传销骗局，而是信了自己不会是最后接盘的人。“我感觉70%的参与者都知道自己在干嘛，都在赌平台可以拉到更多的好朋友入伙，都在赌自己不是最后的接盘侠，包括今天许多跟媒体说自己是受害者的人”一个很早就看明白了核心套路并且在善心汇崩盘前大赚一笔的投资人说道。

　　其二，每一次被骗的背后，都是一次生活的困境。

　　传销组织的目标不只是贪婪和愚蠢的弱者，他们寻求的是有“需要”的人。这些处于生活困境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是社会欠了他们。传销组织正是意识到他们的脆弱性并加以使用，向他们兜售“希望”、“人生意义”以及“确定性”。

　　所以，现实生活中有不如意或者心理防线有漏洞的人，都容易在人群聚集的场合被“洗脑”。一旦被洗脑，即使传销组织不限制你自由、不没收你手机，你也不愿意走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传销组织中，有很多成员原先是记者、律师、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当他们即使看到李文星的死亡，看到很多人深陷传销的新闻报道，他们也不信，他们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与新闻报道中的传销不同，他们做的是一项前途远大的事业。

　　其三，传销骗局取证难、打击处理难、法律滞后。

　　据悉，目前监管部门对传销组织的定性要求为“30人以上、具有三层以上拉人头的组织架构”。向公安部门举报时，必须同时收集30个以上受害者签名的举报材料，还必须提供这些人存在三层上下级关系的证据，举证存在很大困难。对于网络传销的法律概念至今没有清晰界定。

　　此外，执法部门对于传销的打击模式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基本维持着“没收学习资料，砸烂生活用品，往床上泼几盆凉水，最后再把房门锁死”传统套路。

　　与发达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非法多呈次直销（即国内的传销）案中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同的是，国内对传销案中的民事责任极少涉及。导致传销组织者逃避掉了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再加上很多传销案件由于组织内部人员互相包庇、证据被销毁，公安机关取证不全，传销组织的骨干人员可以轻易躲过刑事追究。本应赔偿给受害者的钱也被作为了下一次传销活动的本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传销组织一直被曝光、被打击，还会有那么多人信传销的原因。只要适合传销生存的制度土壤和社会土壤依然存在、那些被传销组织利用的人性弱点依然存在，传销就依然会开枝散叶。就像绵羊和剪羊毛的人会永远存在一样。

　　传销毒瘤一日不去，悲剧还会在上演

　　传销之所以让人憎恨至极，在于其本质就是一个“数字游戏”，整个过程不创造任何价值。规则是组织者制定的，得利的永远都是居于金字塔尖上的黑心网头，底下的绝大部分人都将血本无归，而且必须不停地发展下线以维持体系的运作，体系越大，垫背的人越多。

　　坊间有一个未经核实的数字，目前在中国做传销的人员不下4000万人。传销已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毒瘤。

　　传销所带来的破坏力，是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侵蚀。而社会体系事关所有人的利益，没人能置身事外。打击传销组织非常必要，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培养思辨能力、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重要。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当下，如何高效率地普及常识教育，让人们不再轻易上当？如何种下“勤劳才能致富”的正确思想，让那些不劳而获的贪念退散？这不光是在考验决策者，更是对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考验。

　　从源头上让传销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才能杜绝李文星式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