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3年，欧易交易所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在成都发行。因此，今年是纸币诞生1000年。那么纸币出现之前，中国古人还用过哪些货币呢？本文摘自《世界货币史：古代卷》，为书中第六章《各文明古国的称量货币》之“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一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纵观世界各文明古国货币起源的过程，其称量货币从布帛、麦谷、金属三种，逐步集中为金属一种。金属称量货币的单位，经历长期的演化，在产生出金属数量货币之后，成为金属数量货币的名称和重量标准，并继续影响着后世货币的发展和演变。

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主要是布帛、粮谷和金属，其中青铜称量货币以“寽”为重量单位。青铜称量货币的长期发展，产生出形状为农业生产工具“钱”的青铜数量货币——空首布。古埃及的称量货币主要是白银和青铜，重量单位有“班加”、“得本”和“基特”。古印度的称量货币主要是白银，重量单位是“苏瓦纳”、“马纳”和“马夏”。古希腊的称量货币是白银，重量单位是“德拉克马”。古罗马的称量货币是青铜，重量单位是“阿斯”。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展厅陈列的言易二釿钱币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私有财产得以发展和壮大，商品交换便逐步形成宏大的规模。商品交换的发展，自发地产生出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主要有布帛、粮食、金银铜用品、珠玉龟贝饰物等。

在此时期，各种称量单位及其标准，在不同部落之间存在着差异。当这些称量单位及其标准被国家法定统一时，便产生了称量货币。

一、布帛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先秦时期，民间商品交换主要使用布帛。布帛作为称量货币，其基本称量单位是尺寸。

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麻”“丝”等字，说明当时人们用来做衣服的原料已经以布、帛为主。

布是使用麻织造的。《说文解字·巾部》曰：

布：枲织也。

《段注》：“古者无今之木棉布，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1]

枲是大麻的雄株。春秋战国时期，麻布和葛布是庶民的主要衣料，所以庶民又可以称为“布衣”。贵族可以衣帛。帛是丝织品。作为礼品流通的“币”，本来的意思便是“帛”。《说文解字·巾部》曰：

幣：帛也。

徐灏《段注笺》：“幣，欧意交易所app官方下载本缯帛之名。因车纳玉帛同为聘享之礼，故浑言之称幣，引申之，货帛亦曰幣。”[2]

但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确定为法定货币的是布，而不是帛。这说明，战国中、晚期平民还是以布为主要衣料。

布的主要称量单位是“尺”。早期的长度单位与人体相关联，中国古代尺的长度为一般男人手的长度。《说文解字》说：

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3]

尺：十寸 。人手退十分，得动脉之处，就是寸口。十寸是一尺。

中医号脉时，大夫三指按在病人手腕“寸”“关”“尺”三点，“尺”至中指尖的长度为1尺；“尺”至“寸”的长度为1寸。古人手的长度与现代人手的长度相似，自“尺”至中指尖的长度一般为23.1厘米，便是古代的1尺。

中国古代尺度采用十进位，分、寸、尺、丈、引，各单位都以十进位：10分为1寸；10寸为1尺；10尺为1丈；10丈为1引。

使用布作为商品交换媒介进行交易时，尺寸为主要的称量单位，通过度量确定布的价值。

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藏有一支商代的骨尺，皆约长16厘米

二、粮食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粮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资料，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普遍需求性和相对可储藏性，是比较适用的商品交换媒介。同时，粮食也是古代朝廷向百姓征收租税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的粮食品种多种多样，粟谷是最为常用的粮食。因此，华夏民族采用粟谷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结合重量或容量标准，使其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先秦时期，粮食作为称量货币，在各地流通使用，其称量单位是多元的，其称量标准是逐步变化的。

夏朝向百姓征收租税，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法定标准的量器藏在王宫里。

夏朝的粮食有小麦、粟、黍、豆、高粱、水稻等，称量单位是“石”和“钧”。然而，我们迄今没有发现出土夏朝的量器，只是看到《夏书·五子之歌》中有关于夏代量器的描述。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貽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4]

第四首歌写道：“我们圣明的爷爷大禹，是天下各邦的君主。他有治国的典章法度，遗留给他的后世子孙。征税粮用的标准量器‘石’、公平合理的标准量器‘钧’，平时藏在王府，由政府掌握。你荒废祖制丢了他的事业，使宗族覆灭、祭祀断绝。”

大禹的孙子太康继承启的王位之后，沉湎声色，不修政事。太康到洛水南岸打猎，有穷氏首领叛乱，掌握了夏朝的政权，在洛水北岸阻止太康返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在洛水转弯注入黄河的地方等待太康，写了五首诗歌责备太康，这里说的是第四首。

尽管我们没有出土夏代的量器，考古却发现了夏朝之前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陶制量器。

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属于夏朝之前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这里，20世纪后期出土了四件陶制量器：条形盘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5288.4厘米、四柄什深腹罐26082.1立方厘米。四件量器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10、20、100。这些量器出自规模宏伟的房屋遗址，应该是氏族公社分配粮食的专用量器。[5]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鱼纹陶大盆

到了战国晚期，容量单位采用“升”“斗”“斛”制度：1升大约200毫升（体积大约200立方厘米）；1斗大约2000毫升（体积大约2000立方厘米）；1斛大约20000毫升（体积大约20000立方厘米）。战国晚期的容量制度，与上述天水出土陶制量器的容量情形大体相合，应该属于父系氏族公社容量制度发展一脉相承的结果。

三、金银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先秦时期，有黄金、白银、青铜称量货币的流通，也有钱、刀、布、龟贝等数量货币的流通。秦始皇统一货币，保留黄金以“镒”为单位的称量货币流通，铜钱以“半两”为面值的数量货币流通，同时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

根据出土文物结合文献典章的考证，除少数例外，先秦时期的黄金和白银，属于称量货币。并且，秦朝以后的黄金和白银，仍然属于称量货币，而非数量货币。金银称量货币的单位主要是钧、寽、益、斤、两、铢。

根据考古发现，先秦白银称量货币的形态有铲、版、饼、贝四种。

1978年，河南周口市扶沟县古城村出土18枚铲形白银布币，总重量3072.9克，平均每枚重量170.7克。[6]

河南周口出土的铲形白银布币

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云：“蔡某藏有银质郢爰一枚。”实物下落不知。[7]

邹安《周金文存》卷六云：“古银饼与饼子金同，山东新出土。”实物下落不知。[8]

1974年，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M1出土4枚白银贝币，每枚重约11.5克。[9]

总结考古情况，未发现可信的、统一钱币形制的白银数量货币存世。由此可以推论，先秦白银货币的主要形态是形状各异的银块、散碎白银，属于称量货币，而非数量货币。

黄锡全先生说：

当时的“白金”，应是以“寽”或“钧”为称量单位的。[10]

“寽”是一个古老的重量单位名称，寽即是锾，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锾”字。《说文解字》云：

锾：锊也。

段注：郑康成云：“锾重六两大半两，锊即锾。二十两为三锊，正谓六两大半两为一锊也。”[11]

锾，音环，意思是锊。锊，音略，是金属重量单位，金文中常与寽通用。寽，音吕，在金文中常常代表锊字。

寽的重量是20两的1/3。《周礼》云：

弋……重三寽。郑（注）以为寽重六又三分之二两，三寽为二十两。[12]

弋是一种兵器，标准重量1益。战国时期，1斤的重量是253克，1斤等于16两，1两的重量是15.8125克。益的重量是20两，即316.25克。1益等于3寽。所以，寽的理论重量应为105.42克。

除了寽，白银称量货币的另一个单位是“钧”。钧在金文中常写作“匀”。钧这个重量单位更大。《说文解字》云：

钧：三十斤也。[13]

然而，在金文中，未见有赏白银或罚白银使用“钧”这个单位的。但是，作为财富保藏或者大额支付可能需用“钧”这个单位。1钧等于30斤，1斤为16两。所以，1钧等于480两。中原地区，1益等于20两，或者等于3寽。由此推得，1钧等于72寽。

四、青铜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中华古人采矿冶铜的历史起源于仰韶文化后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近代考古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址中发现多件铜片、铜块。然而，青铜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最早时间，应该是青铜被广泛应用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黄锡全先生说：

中国的称量货币铜或青铜的萌芽，有可能发生在铜或青铜器比较广泛使用的阶段。也就是说，早在夏代，以黄铜或青铜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可能已经发生。[14]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证明夏朝青铜冶炼、铸造已经非常普遍。

2023年2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商邑金戈——盘龙城青铜文明陈列”展览上展出的兽面纹提梁铜卣

从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到，青铜称量货币的单位与金银称量货币的单位相同，也使用“钧”和“寽”。

西周畿父壶铭文：

赐畿父示六、仆四家、金十钧。[15]

西周厉王多友鼎铭文：

赐汝……鐈攸百钧。[16]

十钧、百钧都是很大的单位，西周使用更频繁的青铜称量货币单位是寽。

西周成王师旂鼎铭文：

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在艿，伯懋父乃罚得、显、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罚。[17]

王三月的某一天，师旂手下众人不参加周王征伐方雷的战争。师旂使友人弘以将此事告之于伯懋父。在艿的时候，伯懋父罚得、显、古三百寽 。现在没有能罚。

布帛、粮食和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在中国有文字历史中长期存在，直至近代仍保留有作为称量货币的遗风。青铜称量货币则不同，其发展演化的结果是出现了青铜数量货币。当国家政府垄断青铜数量货币的制造发行之后，青铜数量货币出现了明显的信用化，其币材价值与货币名义价值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青铜金属的价值与青铜数量货币的价值之间出现了矛盾。于是，青铜金属便不再发挥称量货币的职能，从称量货币的地位退居到纯粹商品的地位。

注释

1.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057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1147页。

4.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1页。

5.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6.郝本性：《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一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

7.引自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8.同上。

9.河北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期。

10.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1.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27页。

12.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1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27页。

14.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5.《文物》，1961年，第7期。

16.《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17.陈曦：《对西周铜器“师旂鼎”铭文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国语言学报》2008年第13期。

《世界货币史：古代卷》，石俊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23年8月版